作者：infolaw 提交日期：2006-2-4 9:35:00
【说明】2006年2月3日，载客1400人的埃及客轮在红海触礁，已有185人遇难。凤凰卫视当即开通灾难特别报导，进行全程跟踪，而央视各台（含新闻频道）对此却漠不关心，均沉浸在春节的欢乐中。或许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或许是顾全大局，避免影响国人喜气。但我以为，央视此举除了有损其新闻人的品质外，也顺便在世人面前再次糟蹋了国人的怜悯心。由此，不禁想起在网上读到的一篇文章。
一个闾丘露薇胜过整个央视新闻频道──兼评中国官方媒体现状
央视新闻频道开播一个月，我的感觉是整个央视新闻频道敌不过凤凰卫视一个闾丘露薇。同为媒体中人，我深感这是大陆新闻人的耻辱，而不光是央视的无能。虽说同行是冤家，但我并不幸灾乐祸，反而为央视感到更多的无奈。
央视与凤凰卫视的较量
本人供职的报纸被停刊整顿，闲来无事，４~５月我在家中实实在在看了两个月的电视。这两个月，前有伊拉克战争，后有非典，中国媒体空前解放，对世界空前关注，世界媒体对中国空前关注，无形中使央视和凤凰卫视有了可比拼的时机，双方展开空前的较量。
结果是，在伊拉克战争中，我记住了闾丘露薇，也连带想起水均益怎样步闾丘的后尘。凤凰卫视马鼎盛等少数几个军事专家使我对战局一目了然。央视的军事专家你方唱罢我登场，走马灯一样穿梭于一台、四台和九台，反使我对战局模棱两可，每每需要用凤凰卫视的报道和分析去校正。
非典报道中，央视的新闻轰炸只使我感到紧张、紧张、再紧张，煽情、煽情、再煽情，眼泪跟着流了不少，但记不住几个细节、几个面孔，只觉电视上天天泪眼朦胧，中国人仿佛林黛玉转世，北京城仿佛哭城。作为观众，我好象只是做了旧时人家办丧事时陪哭的角色，为谁哭，有点闹不清。
而凤凰卫视一个五一特别节目，把北京人抗非典的一天交代得清清楚楚，从书记、市长到大爷、大妈，从小汤山医院到居民区垃圾通道，从病人转院到小护士的眼泪，应有尽有。看了这期节目，我知道北京人是怎么过的，我知道是谁、是什么精神在支撑北京的运转。
所以，尽管现在我所在的小区已经把凤凰卫视的信号做了处理，只闻其声，不见其影，但我还是坚持听凤凰新闻，然后用央视的画面去补充。
新闻频道与闾丘露薇的较量
不管央视是否承认，观众们都把五一开播的新闻频道看作是凤凰卫视的竞争对手。只要能收看到凤凰卫视的观众，也没法不把两者做比较，因为两者的主战场都是新闻，目标观众都锁定中国大陆。
但一个月下来，新闻频道无法扭转央视在伊拉克战争报道中的弱势，在主体新闻的竞争上全面落后于凤凰卫视，在新闻焦点的寻找上大多落后于闾丘露薇。
所谓主体新闻，就是那些世界和全国关注的时事新闻和重大突发事件；所谓新闻焦点，就是新闻事件的第一现场和核心人物。不能展示重大新闻的第一现场，不能采访到重大新闻中的核心人物，就意味着媒体的失败。
从３月到６月，世界性大事不断，而每个事件的焦点都有闾丘的身影和声音。
３月初中国召开两会，焦点是选举新的国家和政府领导人，闾丘在人民大会堂做报道。央视虽然几乎用全部的时段来报道两会，但对焦点不置一词。当然这受宣传政策限制。
３月底伊拉克战争开打，焦点当然是巴格达。闾丘三进三出，特别是第二次冒着炮火重返巴格达，举国震惊，给央视以致命的刺激甚至羞辱。当然央视也受外交政策限制。
４月底到５月底，非典在北京蔓延，原市长被免职，新市长王歧山成为焦点。闾丘在王歧山首次公开亮相举行新闻发布会的第二天，跟踪采访一天，还得到新市长的慰问。闾丘用新市长的检查行动去印证他的新闻发布。而央视在新闻发布会后与新市长“面对面”，主要内容没有超出新闻发布会。对于王歧山这样开诚布公的人，紧接着新闻发布会做访谈，不过是让他做同义反复，除了折磨采访对象，挖不出更多的新闻。如果５月底、６月初能与王歧山“面对面”，他一定会谈出许多控制非典的绝招。可惜，央视在那次面对面之后，似乎就忘了这个焦点市长。
５月底，胡锦涛主席第一次出访，一路都是焦点。闾丘不仅采访了主席，还得到主席的慰问。央视除了官样报道还是官样报道，圣彼得堡庆典直播中甚至没有胡主席的影子。当然，央视还是受到宣传政策的限制。
在与凤凰卫视和闾丘露薇的较量中，央视在新闻频道开播之前之后都落于下风。凤凰卫视自然不止闾丘一人，闾丘背后还有精干的班底。但作为头牌记者，闾丘对于凤凰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以至于每有重大新闻发生，观众们总是想知道闾丘在不在，她会告诉些什么。
央视在重大新闻中的百般努力，总是被一个叫闾丘露薇的身影遮掩，尽管她很单薄，也不是通常所说的美人。所以，新闻频道开播，我感觉好象是央视在动员全台的力量，与这个小女子对抗。但面对眯眯眼、瘦瘦脸、头发乱乱、笑容腼腆的闾丘露薇，央视精心制造的酷哥靓女们却令人越看越不顺眼。
这种局面，好象中国乒乓球以举国之力，积２０年之功，去对抗一个瓦尔德内尔，赢了金牌，却输了精神和成本。我想借用诗人当年歌颂张志新烈士的话来提醒中国乒乓球队和央视新闻频道：把老瓦放在乒乓历史的天平上，让所有中国乒乓人失去重量。把闾丘露薇放在新闻史的天平上，让所有央视人失去重量。
看到闾丘，意味着看到新闻。看到央视的酷哥靓女，意味着看到明星。新闻频道似乎还在模仿凤凰卫视早期的做法，以包装明星主持人吸引眼球。但凤凰卫视已经走过娱乐化阶段，逐渐回归新闻本身，所以有难看、难听的老杨天天读报纸，居然读出南腔北调的特有滋味。
历数央视和新闻频道的毛病
不过，央视和新闻频道也不是没有胜过凤凰卫视的地方。在非典疫情最严重的５月，央视自己制造了一个登珠峰的新闻，直播得热火朝天，没有任何一家媒体可比。
毛病一：天大的新闻自管发生，我自管报道我的小新闻、小专题、小花边。
中国人有个脾气，凡是自己鼓捣的事情，不是世界第一，就是天下无双。攀登珠峰，新西兰人第一个上去，中国人也是第一个上去，因为他从南坡，咱从北坡。日本女人第一个上去，中国女人也是第一个上去，因为她依旧从南坡，咱还是从北坡。因为中国人口世界第一，则中国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做到世界第一。央视也不能脱离中国国情，所以登珠峰直播依旧弄了许多第一。但我记得，１９８８年中、日、尼双跨珠峰时，央视已经用日本的信号直播过，当时在大本营的央视记者曹玉春下山不久就英年早逝。不知当时的直播记录还算不算。或许是央视人员流动太快，都忘了这档事。我真替曹玉春感到冤。
再说登珠峰这件事。１９９０年作为中、苏、美联合登山队的唯一记者，我当时已经报道过，进入９０年代，登珠峰有如赶集，登顶需要排队，登珠峰已经失去社会意义，只有个人意义。但央视今年还在豪无节制地升华登珠峰的民族精神，真觉得他们是返祖的一代。
毛病二：自吹自擂，任意拔高，大惊小怪。
新闻频道开播之前，央视号称要以新形式、新节目、新主持，给人以全新的形象。观众们满以为能看到个新娘子，揭开盖头，看到的却是央视一套的再嫁媳妇。她兼有王婆和媒婆的本事，除了自卖自夸，就是东拉西扯，只是看不到真正的新闻。
新闻频道其实就是《新闻联播》加《焦点访谈》加《晚间新闻》加《新闻３０分》加扩大的《东方时空》。把《东方时空》兑点水，偷点凤凰卫视的作料，就勾兑出三道主汤，《新闻会客厅》等于原《时空连线》加《东方之子》。《国际观察》等于国际题材的《焦点访谈》加凤凰卫视的《时事开讲》。《央视论坛》等于《锵锵三人行》的团支部书记版，改成“团支书论坛”或“锵锵团支书”更贴切。
至于早已独立的《新闻面对面》，本来就等于《东方之子》加《焦点访谈》。至于《新闻调查》和《焦点访谈》，最初也脱胎于《东方时空》中那个时事报道小板块。该板块的名字，多年来变来变去，我已想不起来了，也懒得一大早起来去核实。总之，这么多年来，央视改革的思路就没超出《东方时空》最初的构想。至于新闻频道，不过是《东方时空》原班底的自留地。
央视１０年前靠吸收社会力量创办《东方时空》，打出一片新天地。１０年后，新人老矣，花招用尽，又没有及时补充新人，新闻频道必然难有新气象。但央视人有本事凭空造出新气象。他们像操办春节晚会一样操办新闻频道。播出前靠故弄玄虚来掩饰近亲繁殖，播出后又迫不及待地收集表扬和自我表扬，以鸵鸟政策应付满世界的骂声。说实话，世界上还没有那家电视台有这么厚的脸皮。
毛病三：固步自封，近亲繁殖，故弄玄虚，尤其喜好穿皇帝的新衣。
新闻频道，顾名思义要以新闻报道为主。但新闻频道的主要新闻报道板块全部移植央视一套，既没改变一套新闻的刻板面孔，也没比一套新闻增加更多的信息。新闻频道只是在整点时间上多报了几次新闻，穿插了一点文化新闻之类，属于玩弄形式，增加花边，无助于弥补与凤凰卫视的差距。
新闻频道集全台之力，费尽心血策划的三档节目全以谈话为主。《除新闻会客厅》外，《国际观察》和《央视论坛》不过是对新闻报道炒冷饭，既没有增加新闻性，也没有增加趣味性，那一点深度也没超出《参考消息》。这三档节目占据晚间黄金时段，每晚一打开新闻频道，就看到几个老面孔在豪无节制地唠叨。我简直怀疑，新闻频道的开播，就是为了满足那几位主持人和嘉宾的唠叨瘾，而不是为观众提供一个随时收看新闻的机会。
新闻频道的节目样式多学凤凰卫视，而凤凰卫视中文台并非新闻频道，而是综合频道。世界上没有那个专业新闻频道会把整晚的黄金时段全交给谈话节目。这也算央视的首创，所谓新闻不够，谈话凑。
毛病四：新闻频道基本是谈话节目当家，靠废话支撑。
新闻频道与凤凰卫视等电视台竞争的主战场是新闻，即要在主体新闻的时效性、现场感和信息量上超越对手。这依赖两个常规手段：滚动报道和现场直播。这两种报道形式是电视台的看家本领，无须哗众取宠，只需要你的记者和主持人在第一时间出现在第一现场，传回与新闻事件同步的画面。要完成这样的任务，需要无畏的胆量、新闻敏感、独家线索、麻利的手脚和快速机动能力，也就是说抢位比耍嘴皮子重要。这是硬碰硬的较量，谁快一秒都是胜利，谁更接近现场一米都是胜利，谁找到更了解内幕的人物都是胜利。这不像谈话节目，优劣之分没有一个客观标准，哪怕只有一个人喜欢，也可以滔滔不绝半个小时。
新闻频道号称滚动报道，但重大新闻更新速度以２４小时计，一般新闻更新速度以１２小时计，从凌晨到中午，《新闻３０分》更新一次新闻；从中午到午夜，“午夜新闻”更新一次新闻。其他时段，新闻基本没有更新，选择任一时段，看一遍足矣。滚动，在新闻频道那里，就是不断重放。他们正在改变新闻学的定义。
现场直播的吸引力来自观众与新闻事件同步的参与性、刺激性和不确定性，它以现场播报的连贯性为主，演播室的分析介绍只起串联、点睛作用。除非现场进展处于间歇期或平缓期，否则主持人频繁游离、干扰和打断现场画面的解说是不能令人容忍的，这也就是央视三位体育解说元老屡屡挨骂的原因。不幸的是，体育解说元老的毛病已经遗传给了新闻频道的主持人。他们越来越自说自话，越来越妄顾新闻而言它，越来越藐视新闻，越来越膨胀自我。看一场现场直播，与其说是看新闻现场，不如说是看主持人在演播室作秀，真是乾坤颠倒，本末倒置。他们也在改变新闻学定义，那就是现场直播等于演播室直播。
５月３１日晚，新闻频道圣彼得堡庆典的直播报道，几乎展示了央视一切令人难以忍受的毛病。这次直播从晚上１０点到１２点，接近２个小时，除直播了普京讲话和一小段水上表演外，１个多小时的时间是资料片播放、嘉宾分析庆典背景和胡锦涛访俄的意义，多与现场不搭界或几句话就可以说明白的事情。好不容易连线到前方的记者，她居然处在远离庆典会场的一个宾馆里，对着空旷的涅瓦河面，又重复了一遍庆典的程序。整个直播过程中，只听得主持人在不断重复现在在直播某某庆典、庆典的程序是什么、涅瓦河真漂亮、为什么圣彼得堡的建筑是欧洲风格等等废话和蠢话。难道圣彼得堡和俄罗斯文化不属于欧洲吗？２个小时的直播，新闻现场被切割得支离破碎，直到第二天，我还需要读报纸才能知道庆典全貌。
毛病五：主持人控制新闻的欲望和自我表现的欲望压倒客观再现新闻事实的新闻学基本原则，变成新闻为主持人服务，不是主持人为新闻服务。
央视的广告按秒收费，真是一秒万金，以至于许多直播节目都被硬性打断而插播广告。但在各类节目的片尾，时间却无端地充裕起来。一般是主持人在收拾文稿或交头接耳，一面像电视剧一样慢慢滚动工作人员名单。好家伙，一个几分钟的新闻快报，也要２０多人参与。至于大块节目，三四十人都是正常，光滚动名单就要数秒。看来，央视的时间并不像他们自己夸张得那么值钱。裹脚布一样的字幕，还说明央视搞的是人海战术，新闻频道依旧如此。也许，他们是趁心想安排一些别的电视台的下岗职工。
奇怪的是，凤凰卫视的多数节目，片尾的工作人员都是寥寥数人，而他们单元节目的时间并不比央视短，规模和质量还高于央视。是香港人太能干，还是资本主义在剥削人？一国两制一对比，发现社会主义真养人，比如，央视的主持人成名之后几乎没有不发福的，有的几年不看其节目居然难以辨认。而凤凰卫视的当家主持多年来都体形变化不大，甚至有越来越瘦的，比如鲁豫，看来在凤凰卫视工作真折磨人。
央视估计还有全世界电视台中最多的主持人，有没有理由，都弄一个主持人在装腔作势，或纯粹作为花瓶。
毛病六：人浮于事，浪费资源。主持人泛滥，养尊处优。
名记者、名主持、名总编、名媒体的自我淘汰和退化
新闻频道有个宣传片花最有自我讽刺意味，估计是制作的那小子心怀不满。不过他的险恶用心隐藏很深，一般人发现不了。该片花是一群《新闻联播》的播音员在世界各地做报道的镜头和声音剪辑。这显然是讽刺央视没有记者嘛。同行们都知道，《新闻联播》播音员所谓的报道，都是跟着国家领导人出访，到达指定地点后照本宣科。他们不需像闾丘露薇那样在记者丛中抢新闻。他们所谓的报道，其实是读报道，保持仪容和风度是第一位的。
无论是原来的央视一套还是新开播的新闻频道，都是靠新闻报道打天下，居然没有一群令人记得住名字的记者，更没有一个常青树式的可以做央视招牌的记者，估计这在全世界的新闻性电视台中都是独一无二的。央视的记者其实很多，国内国外都有，但他们常出境的场合是会场、庆典、驻外使领馆招待会。偶而有记者在重大新闻事件中活跃一阵，随后又归于沉寂，比如科索沃战争中的顾玉龙。
其实，央视还是有好记者的，比如《东方时空》初创时期，以白岩松、水均益、方宏进和章伟秋等领衔的外来记者群，血气方刚，打破常规，敢说敢为，疾恶如仇，给中国电视和中国新闻界打开一个新局面。所以有１９９８年朱容（加金字边）基总理的题词：“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
但是，他们像其他官方媒体记者一样，都不甘于只是做个名记者，央视也有意培养他们走记者──主持人──评论员──制片人的发展方向。在官方报刊和通讯社中，则是走记者──编辑──编辑部主任──总编辑的发展方向。这种发展方向隐含一种等级评价，那就是做记者最低级，做制片人和总编辑最高级，价值取向是官本位的。事实上，《东方时空》已经培养出不少央视部门和台级领导，也就是进入新闻官僚阶层。至于报刊的优秀总编辑，不少人更高升一级，成为管总编辑的高官。
在这种官本位的等级评价体系中，做记者、做新闻都是进身之阶，不是终身的事业和理想。一个报道打响，则立即登堂入室，跻身领导行列。像伊拉克战争中被解雇的彼得．阿内特那样终身做记者，在中国似乎是个耻辱。中国官方媒体的终身记者，除个别人属于坚守理想外，多数属于提拔不起来的。结果就是干记者越长久的越是平庸之辈，越优秀的记者越高升得快，越远离新闻一线。这种优秀记者的自我淘汰机制，使中国官方传媒陷入持续性的优秀记者短缺状况，一线记者永远是新手，新闻报道水平走不出一到高峰就回落的恶性循环。同理，中国媒体的总编辑们也没有几个甘愿一辈子做报人和电视人，他们渴望成为管总编辑的官。
优秀记者高升之后，大多又进入退化状态。因为远离一线，不用采访和写作，所以采编能力退化。随着职位的高升，采编和写作能力基本丧失。许多官方媒体的领导去采访需要记者带领，最后是记者写稿，领导署名在前头。事实上，部分文字媒体的领导人大作，都是领导傍记者的结果，但记者却要装出受宠若惊的谦卑姿态，低声下气，小心伺候，感谢领导关怀和提携。当然回报是在新闻评奖中可以多得印象分。
在央视，记者升为主持人和评论员后，越来越靠耍嘴皮子生存，锐气越来越少，腔调越来越油滑。那种程式化的姿态和自恋、自傲的神情，越来越做作，越来越排斥观众。靠《东方时空》起家的央视主持人们，最初用铿锵的声音改变了央视平淡的播音腔，但现在他们沉醉于自己创立的主持腔，天天指点江山，教训观众，成为新的主持八股。
优秀记者高升后，不但基本技能退化，接受能力和思维能力也会退化。他们身居官方媒体领导岗位，自然要服从更大的领导，所以天天眼睛向上，看领导眼色行事。他们埋首会议文件和领导指示，以揣摩、领会、贯彻领导意图为能事，但求无过，不思进取，以领导的思维为思维而逐渐丧失思维能力。他们只消耗自己做记者时积累的经验，不与时俱进补充新知识。他们远离新书报，远离新闻界最活跃的人群，对新思潮、新时尚、新人群由隔膜而反感，结果就是因循守旧，渐渐落伍而浑然不觉。
在这样的新闻官僚的主宰下，中国官方媒体中的党委机关报（各地日报）系列基本只能靠强行征订来维持最低发行量，行业报系列则靠摊派来敛财。许多基层单位和企业为了完成这类报纸的征订指标，一般是象征性地订１月这一个月，到２月就不订了。即使这一个月的报纸，他们还懒得看，有的竟交待报社：“我帮你完成订数，但报纸就不要送了。”
其他非强行征订和非垄断性官方纸媒体，就其影响力而言，一般只能维持１０－－１５年的高峰期，然后依赖惯性向下滑行，进入勉强生存甚至苟延残喘的境地。也就是说，此类官方媒体的活跃期大多是短命的。
新华社创办的《半月谈》、《了望》周刊、《经济参考报》在８０年代初创刊时，左右舆论风云，分别居期刊、周刊和经济类报纸发行量第一。进入９０年代中期后，３家媒体全面衰落，除了中学生和领导干部，已经没有多少人读了。
《中国青年报》、《中华工商时报》、《北京青年报》先后在８０年代初、９０年代初领骚中国报业。但到９０年代中后期相继在都市报浪潮和民间化媒体群的冲击下低落，前者还保持一点力度，中者基本被遗忘，后者则向广告报纸靠近。
９０年代中期崛起的《北京晨报》，创刊不到１０年就退出北京都市报三甲。
至今，官方纸媒体中能保持较高发行量和影响力的，主要是内容垄断性媒体，比如《参考消息》、《中国证券报》等。一旦其垄断特权被取消，这类媒体的衰落速度将快于前速所有媒体。
中央电视台的名牌栏目也像非强行征订的纸媒体一样，大多只能维持５──１０年高峰期，甚至比纸媒体还短命。《正大综艺》、《综艺大观》、《东方时空》、《焦点访谈》、《实话实说》等不同时期的王牌节目，当年都在全国搅起收视波澜，至今一律水波不兴。各栏目竟相更替，而不能共同繁荣。估计目前正火的《开心辞典》、《幸运５２》和《艺术人生》也走不出上述宿命。事实上，火爆一时的《同一首歌》已经开始乏味了。
中国媒体没有西方媒体中的百年老号，直接原因就是名记者、名主持、名总编的自我淘汰和退化，导致名报刊和名电视栏目的退化。当然目前的新闻管理体制催生和加剧了这种退化进程。
名记者、名主持的叛逃
在中国官方媒体就职的记者、编辑和主持人，如果既不想谋求一官半职，又不甘心慢慢退化，那一般只有叛逃一路，所谓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我既然不甘心被同化和奴役，那就自己去寻找和创造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追求陈寅恪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央视是个摆个木偶都能名满天下、坐地生财的地方，是许多人梦寐以求、以身相许的地方。但就是这中国第一媒体品牌，居然也留不住杨澜、鲁豫、许戈辉、王刚、程前、曹颖、刘艺伟等主持人。除鲁豫、许戈辉外，其他几位都是在知名度如日中天的时候离开央视，而且还在继续从事电视事业。显然，央视对他们来说，是个可以放得下的地方。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他们在离开央视后，大多发展得更好。至于第一国嘴崔永元能够闭上嘴巴，显然不光是他所说的身体过度疲劳的原因。能让一个一周说一次话的人感到过度疲劳，显然是说了许多不需要说的话，操了许多不该操的心。这些名主持的叛逃或隐退，直接导致央视相关栏目的提前报废。
纸媒体中，比较活跃的财经报刊主编，许多来自《中华工商时报》，代表人物是《财经》的胡舒立、《财经时报》的杨大明和《经济观察报》的总编。
新闻周刊三个代表之一的《三联生活周刊》的几任主编先后来自《中国青年报》和《人民文学》杂志（另两个代表性周刊是《南风窗》和《中国新闻周刊》）。
具有强烈民间色彩的《南方周末》和《２１世纪经济报道》、《２１世纪环球报道》等总编都来自南方报业集团。
目前几乎所有都市报的总编都来自原来的党委机关报既省市的日报。
优秀记者、编辑和主持人辞别官方媒体，在过去几乎不可能。只有改革开放后，打破了人员的单位所有制，才使人们有了选择工作的自由。这确实是中国社会一个本质性的进步。正是这部分勇于叛逃的人，成为中国市场化媒体和民间媒体的主力，改变了中国媒体的整体格局。自由的门，只要打开一个缝隙，就会透进比缝隙放大无数倍的阳光。
所谓市场化媒体，我的定义是以盈利为第一追求，以非强制征订手段争取最大发行量，带动广告，实现企业化滚动发展的媒体。此类媒体以都市报为代表，讲究高投入高产出，低投入没产出，为此普遍采取多种融资手段，包括上市等资本运作。它们靠经济自立换取生存空间，以上缴利税和赞助来购买有一定限度的新闻自由。它们的主战场是都市新闻和区域性即时广告，主要读者群是市民。
所谓民间媒体，或从属于党委机关报和行业报，或挂靠于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但大多有民间资本投资，以报道事实真相为第一追求，靠整体品牌来吸引高端形象广告。此类媒体以上面点到的《南方周末》、２１世纪报系、《财经》杂志和《三联生活周刊》等为代表。它们多遵循国际通行的客观性新闻报道规范，借鉴欧美名报刊的版式设计，其主战场是官方媒体回避的新闻，主要读者是知识界、企业界等社会精英阶层。
目前，市场化媒体和民间媒体集中了中国最优秀的媒体人才，两者的总体发行量和广告额已经超过党委机关报和行业报。（参见孙燕军《报业中国》）在舆论影响力上，市场化媒体和民间媒体更居于主导地位。在媒体的发展方向上，民间媒体更成为领导潮流者。
官方媒体的小报化和非主流化
中国官方还用过去的标准来划分大报和小报、主流媒体和非主流媒体。即对开的党委机关报是大报，以正面宣传报道为主、直接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的是主流媒体；四开的各类都市报、晚报、娱乐和消费类报纸是小报，以都市新闻、娱乐新闻、体育新闻和实用信息为主、挖掘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的背景的是非主流媒体。这种区分标准还是官本位的，只考虑媒体的隶属关系和可控制度，没有考虑市场占有率和读者的选择。
报刊只有被读者阅读才算完成出版过程，否则只是半成品或废品。以读者的接受度来区分，读者最多的媒体就是大报和主流媒体，读者最少的媒体就是小报和非主流媒体。北京非典高峰期，《北京晚报》、《京华时报》、《信报》、《北京青年报》和《晨报》这５家都市报全部脱销，但报摊上一直见不到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的影子。这就是市场上大报与小报、主流与非主流的划分例证。
中国传统的新闻学几乎从来没有把读者放在首要的位置，反而长期贬低读者，认为读者最喜欢的内容必然是低级庸俗，最受欢迎的报刊必然是色情刊物，所以读者需要教育甚至教训。有些人固执地认为，任何争取和取悦读者的媒体，都有不良动机。至今，“读者是上帝”的口号还是个禁区。
不以读者为第一服务对象的官方媒体，必然以上级领导为第一服务对象。所以，同行们都明白，官方媒体尤其是党委机关报和各级电视台，编辑和总编们最殚精竭虑、最胆战心惊的就是如何编排各级领导的新闻次序和篇幅长短。至于日常报道，在他们看来反而简单得多，简直不需动脑子。我把这种程式化报道思路和内容总结为：过年过节，开会开业。春种秋收，风霜雨雪。学习贯彻，表扬总结。批评建议，批示解决。这样的内容只有两类读者看，写的人和被写的人。
这类媒体也存在着竞争，但完全不同于市场化媒体和民间媒体的竞争。在内部管理上，记者编辑的晋升不单纯看采写和策划了多少独家新闻，更取决于如何协调和利用内部复杂的人际关系。一般说来，女人靠色相，男人靠利益同盟。所以，女记者、女编辑、女主持常常成为领导的感情和性欲消费品，男记者、男编辑、男主持常常成为领导的名利赞助商。这也是官方媒体从业人员常常感叹比其他媒体人员更累的原因。
在外部竞争上，党委机关报、官方通讯社和电视台已经成为最难以避免有偿新闻的媒体。中央级新闻机构驻地方记者站常常得到地方党委和政府的赞助，为的是少发或不发负面报道。许多党委机关报因为吸引不来广告，所以在经营上普遍采取用新闻交换广告和赞助的办法，其交换的对象又多是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回报以高额回扣。这实际上已经在协助部分官员和企业老总腐败。
我所工作过的一家权威媒体所办的报纸，招了一群特不赁的美女，每天仔细阅读记者所发稿件，一旦发现是具体表扬一地一企业的，就把电话打过去，连哄带骗地索要宣传费。等到把钱要到手，记者本人还蒙在鼓里。
上述三种媒体垄断了中国官方新闻资源，所以常常被求着发稿，结果就是它们养育了中国最大的红包记者群。其实，除了每年的总理记者招待会和外交部的例行新闻发布会，多数采访场合看不到这三种媒体记者提问和抢新闻的身影。他们多半在所谓的小报记者你抢我夺的时候，远远地站在一边，宽厚或不屑地看着。等人群消散，他们会悄悄走到采访对象身边嘀咕几句，然后拿着红包和对方提供的新闻稿走人。多数时候，电视台记者的红包还比别人厚。至于央视名导赵安，不过是一不小心，红包太大没包住而已。
官方媒体之所以越来越背离主流，越来越像小报，就是因为它们作为整体是为上级服务，它们的记者、编辑个人是为采访对象和广告客户服务。反而是民间媒体和都市报中采集突发新闻的记者，因为不需要参加那些无新闻的新闻发布会，所以杜绝了红包新闻。这就是市场对新闻界的净化作用，它比中国记协出台多少禁止有偿新闻的规定都管用。
民间媒体要监督官方媒体
我之所以选择央视和其他官方媒体作为批评的对象，不是求全责备，而是它们也是国有资产，且垄断了官方新闻资源。如果它们不能履行媒体的职责，不单是失职，也是国有资产的空耗和流失。从这一意义上说，官方媒体也要成为民间媒体的重要监督对象，而不能因为是同行就有所忌讳。
央视的财力、人力和技术远远优于凤凰卫视，观众有理由要求它比凤凰卫视干得更好，有理由要求它至少也培养一个闾丘露薇。两者处于类似的新闻环境，凤凰卫视能做到的事情，央视为何迟迟做不到？
《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和所有的党委机关报、地方电视台垄断了官方新闻资源，掌握更多的内幕和线索，读者和观众有理由要求它们比《南方周末》起到更好的新闻监督作用，至少也要像《南方周末》一样敢于为小民请命。两者处于完全相同的新闻环境，《南方周末》能做到的事情，官方媒体为何难于上青天？
除了新闻管理体制所导致的外部约束差异外，官方媒体还有内部释放和约束两个制度。
内部释放制度就是内参制度。中国官方媒体都有严格的内参制度，敏感新闻、负面新闻、争议话题、突发事件等一切不适合公开报道的内容，多数在内参上都有反映。老实说，其解决的实际问题远远多于《南方周末》。这也是官方媒体最自豪的地方。因为有了这种内参报道的自豪，所以也就不太在意公开报道的平庸了。
内参属于机密，分不同的级别，起作用的关键是有领导批示。从内参上送到问题的最后解决，都是秘密操作的。如果最后的结果公开，则会形成同类问题的解决，甚至推动一项政策出台。如果最后的结果不公开，则解决的只是单个问题，不会在社会上形成舆论压力。结果不公开的另一种情况是领导批示也没解决问题，或根本就没有批示。事实上，后两种情况更多。所以，内参可以解决实际问题，但无助于推动舆论监督。
内参形式上是特权的象征，本质上还是愚民的需要。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内参也解决不了的问题，多数被掩盖了起来，在保密法律的保护上，不到解秘那天就不能见天日。把公开的新闻上升为机密，进入权力的暗箱操作程序，其实是对舆论监督的控制和封杀。在政治形势复杂时期，内参往往成为权利斗争工具。在１９７６年的“XXXXX”中，内参就扮演了四人帮的帮凶角色。（参见中央编译出版社《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目前，内参又成为赚钱的工具。部分职业道德堕落的记者和媒体大搞内参和金钱交易，替老板和地方政府打官司、要项目，老板和地方政府则回报以金钱、广告和赞助。有特权，就有权力寻租和腐败，内参所承担的党和政府的耳目作用正在打折甚至扭曲。要推动舆论监督，首先需要取消内参制度，让一切都暴露在阳光下，让公开的争鸣和法律去解决一切棘手的问题，而不是依赖领导人的智慧和清官意识去断案。这其实也是解放领导人的好办法。
官方媒体的内部约束制度就是自我审查机制。官方媒体的编辑往往没有发稿权，遇有敏感稿件只能逐级请示。自我审查的机制妙就妙在，越是高级别的人越不敢做主，越请示，稿件越容易被枪毙。因为请示的层次越多，意味着稿件包含的敏感内容越多，犯禁的几率越高，挨批的可能性越大，承担发稿的风险越大。为安全计，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枪毙而不是挽救。所以，在许多媒体都时常出现这种滑稽场面，就是一条小稿子会弄得整个编辑部鸡飞狗跳。这种对风险的放大效应，常常使官方媒体的老总们杯弓蛇影，自己把自己吓出心脏病。
此外，这种自我审查机制还有对政策的放大效应。汉代有民谣：“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意思就是“上之所好，下必甚焉”。许多官方媒体老总们的策略是，对自己有利的，就把上级的政策加倍放大；对自己不利的，就把上级的政策加倍缩小，甚至全部隐瞒。有些问题，上级有关部门不过打个招呼而已，下级媒体就连想都不敢想了。其实，基层的问题、潜在的问题、被腐败官员隐瞒的问题，在报与不报之间，往往取决于总编的保官和为民的一念之差。在这种情况下，将自己媒体的谨小慎微和半死不活归罪于上级的严格监管，不过是等因奉此、胆小怕事、明哲保身的借口。有许多媒体更是以保证生存为名而行苟且之事，与腐败分子和犯罪分子狼狈为奸，助纣为虐，突破了新闻人的底线。从当年的沈太福集资案到近年的“慕马案”，都有媒体和记者的帮忙，实在是媒体的耻辱。
王蒙曾认为，让人去做英雄和完人，简直就是不让人活（大意）。但做不了英雄和完人，也不能突破做人的底线和从事某种职业的底线。比如士兵以保家卫国为天职，就不能临阵脱逃。新闻人以报道事实真相为天职，就不能虚构事实。既然不允许说出真相，那至少不说谎言。这应该是新闻人的底线，否则就不是新闻人，或不做新闻人。
其实，尽管一直被严格控制，中国还是不断有媒体和新闻人突破自我审查，突破禁区，推动中国社会逐步走向开放和民主。从“XXXXX”平反、真理标准讨论、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讨论、８０年代中后期新启蒙运动的开展，到９０年代初姓社姓资的争论，每一个禁区的突破和每一次思想解放，都有媒体独特的贡献，决策者当年都冒着犯政治错误的风险，都承受着丢官挨整的压力。（参见《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马立诚和凌志军的《交锋》）把媒体的作用和勇气完全归于当时领导人的背后支持，其实是树立明君的心理使然。
揭示真相，突破禁区，是媒体的天性。如今，中国社会还有许多封闭的角落和禁区。我们不能强求所有的媒体人都不怕风险，但总要有人做殉道者第一个闯进禁区。否则禁区永远是禁区。对于新闻改革和舆论监督来说，我们需要一些天真的新闻人，需要一些理想化的新闻人，需要一些过激和片面，以求得到折中或微小的改进。
鲁迅在《无声的中国》讲演中说：“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见《三闲集》）我对鲁迅先生的话深信不疑。